党的二十大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重大成果，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尽艰辛，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者统一起来，既要从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上来认识，更要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上来理解和把握；尤其是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何而来、向何而去，深入理解把握其理论实质和实践进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秉承人类发展大道的必然选择
现代化代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开启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奔向现代化，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潮流。
何谓现代化？由于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的内容就很繁多，所以人们对其理解也是众说不一。现代化，应是现代以来的概念，在英文里，“modern times”一词大致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直至现今的历史时期。在汉语里，找不到一个与modern一词相当的词。罗荣渠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我国史学界普遍接受了苏联史学的分期法，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标志；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称为“近代”，十月革命以后称为“现代”，这已成为我国史学界通用的历史分期法。【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4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以上对“现代”的界定主要是基于历史分期，尽管“现代化”概念与历史的分期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区别。换句话说，“现代化”中的“现代”主要不是历史概念，而是与“化”相联系的社会范畴。现代化，是反映社会发展阶段、时代特征的动态概念。罗荣渠先生把对“现代化”的认识归为四类。一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二是指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三是指自科技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换言之，把现代化可以看作是自科技革命以来，各种传统制度为适应人类知识增长而发生的各种功能性变化。四是指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把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关于四类对“现代化”的认识和界定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9-15页。】这四种不同的界定，大体上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化的内涵和时代特征。现代化既是新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也是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活动方式和思想观念变革过程。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开启可追溯至19世纪，而有关“现代化”的讨论，主要见诸20世纪30年代的学界讨论。其间讨论主要聚焦东西文化论争，其焦点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实际上是选择“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也是中国人对现代化运动认识的思想起点。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再到“西化”，亦成为中国仁人志士全面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线索。在由此而引发的东西文化论争中得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的结论，则是中国人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这也是后来的“西化论”遭到批判的主要原因，以至于后来“西化论”者胡适亦不得不以“世界化”代替“西化”这一用词。用“现代化”取代“西化”，这一语词上的变化，反映了我们对现代化认识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人最早自觉意识到现代化的逻辑，以及对现代化认识更为深刻的一面。
我国“东方文化派”以现代化不是西化为思想前提，更多地表达了对“西方中心论”垄断现代化话语权的“反动”，也是思想上的突破。“西方中心论”认为，新兴的西方文明凌驾于世界一切其他文明之上，而把古典东方诸文明视为停滞与落后的文明，认为东方文明终究会接受西方文明的“教化”而被纳入西方世界。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19世纪西方政治家、哲学家等著作中广为流行。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观点甚至成为西方政治家们的“意识形态”。然而，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目标，却不是“西化”能够包容甚或替代的。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出版的近现代世界史著作，已有明显改变。罗荣渠先生特别推荐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R.R.Palmer）与科尔顿（Joel.Colton）合著的《近现代世界史》。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以“现代世界”的形成为主线，从“现代化”的新视角来观察近代世界历史的进程。“20世纪后期，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它有许多形式，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飞机和超级市场、计算机技术和城市人口密集。……结果之一，是在某些文明方面出现了新的世界一致性。现在已不再是西化的问题，如过去日本和俄国经历过的那种情形，也不是人们有时候警觉地指出的世界美国化的问题。这是一个过程，美国人和欧洲人曾经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但它的产生毕竟是由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医学、运输以及电子通信工具等的结果；哪里采用这一切，那里便出现这种过程。看来，包括各种文化和种族的整个人类都有可能发展从事这些活动的能力，同时他们都有这些活动能够满足的种种需要。”【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下册），第114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我们在区分“现代化”和“西化”两个概念时应认识到，“现代化”既不等同于“西化”，二者也并非成并列关系，而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人类现代化进程应是包括西方现代化在内的世界历史进程。
对于现代化的追求则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观念上的改变。过去数千年来，传统中国在观念上以“华夏文明第一”为坐标来认识周围的世界；这种“盲目自大”，扭曲了对自己和对别人的定位与认知。西方传教士为迎合当时朝廷的意愿，在向明廷所献的世界地图中，把中国的地理位置有意设计在“中心”。但利玛窦在其记述的中国札记中却写道：“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 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1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炮舰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的现代化表现为“外发性”和“突变性”特征。这种由外部因素引发的变革，并非特例。包括俄国、土耳其、日本在内的革命与维新，都说明“对所有的后进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启动都来自外部的挑战，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同于前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270页。】西方列强倚强欺弱的侵略行径，是不争的事实；它也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自己的贫弱。实际上，清朝的衰败，是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并非像某些人所说，清朝有着挽救自己命运的能力，凭其自身的“改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经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新政”，直到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的改革往往都是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应对危机策略。这种“应变性的现代化”【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还未从根本上触及现代化发展的实质。尽管“中体西用”的思维逻辑，在客观上对于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还未从根本上触及文化传统的现代化问题。事实证明，在维护皇权正统和儒学道统的范围内启动的现代化运动，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成为维护“正统”的借口，从而走入非现代化、反现代化的死胡同。
把现代化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看成是世界发展的共同性、一致性，这是对“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命题的否定。实际上，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这种共同性、一致性，也必然否定“西化”就是现代化的片面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仁人志士把文化革命的锋芒直指落后的封建传统文化，主要是儒教伦理，在这样的情势下，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就被突出出来了。在当时文化运动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对现代化的期许。在这样的条件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先进仁人志士勇敢地扛起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旗帜，把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亦成为现代化追求的目标。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是共同作为人类发展进步的旗帜而被接受的。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把东西洋文明作了“古今”之分。在此意义上，他对近代文明的特征作了概括，指出这一文明的实质有三：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这也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代文明、“现代化”意义的最初理解。可见，他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已超出西方的地域性，而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意义上对其实质的厘定。19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提出以“现代化”代替“西化”不是偶然，这说明讨论中国出路的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文化领域延伸和上升到中国发展的道路问题。正像冯友兰曾说：“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专是名词上底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即专就名词说,近代化或现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实亦较不含混。”【冯友兰：《新事论》，第10页，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版。】可见，我们的现代化同追求人类文明进步和先进的旗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我们就赋予了其不一样的内涵。现代化不是以地域划分的，而是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进步为特征的。中国的“现代化”是秉承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在这样的意义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绝不是“复古”，而是螺旋式的发展和创造。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来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以来，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有人发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哀鸣。中国共产党适应人民需要应运而生，肩负起的是民族和历史的责任。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需要把这一现代化进程放到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来认识，放到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历程中来把握。20世纪30年代在讨论现代化问题时，有人说：“现代化即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凡一个现代化国家，即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至于政治是不是要民主，宗教是不是要耶稣，这与现代化无必然的关系。”【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申报月刊》，1933年7月第2卷第7号；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2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样理解的“单向度”的现代化，非但不是现代化应有的内涵，而且也使其成了无根无魂的现代化。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所著的《西方的没落》，把欧洲文明喻为“浮士德文明”，即是出卖灵魂的魔鬼。【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58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他看到的不仅是文化的弊端，而且发现了这种现代化的弊病。现代化不应是“单向度”的。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史密斯（David H.Smith）在通过对阿根廷、智利、孟加拉国、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等六个发展中国家个人变化考察的基础上指出，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它要求有高度的政治成熟水平，如表现在以人民的愿望为基础的稳定，也包括大众教育的成就、艺术的萌芽、建筑的发达、交通工具的增多和闲暇活动的丰富，最后的要求是人的本性方面的转变。【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Ｈ·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第42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现代化不仅只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政治和社会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和精神发展的过程。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容易走入偏狭。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故意把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甚至认为革命贻误了现代化，宣称要“告别革命”。比如有人认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格局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以实现现代化。其否定的不仅是革命，而且否定的是现代化的精神与实质。中国近代以来有所谓“西化论”和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它们都从“文化史观”出发，把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简约为文化改造的思想过程，无视中国现代社会的实践特点，一味强调“内圣”驭“外王”的先在性、决定性，而忽视了“外王”对“内圣”的制约、决定作用，其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必然落入“盲人瞎马”的误区。在这一点上，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发展首要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脱离了这一点，就没有现代化了。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无视社会现实的存在对于思想文化的决定作用，坠入了“一厢情愿”的梦想之中。
当然，思想文化的解放和现代化，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若由此落入只从思想文化上解决问题，甚至以文化运动包容、代替社会变革的“误区”，那就谬以千里了。社会发展实践证明，只有面向现实、面向世界现代化的实践，才可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而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现实，他们认为只有致力于文化建设，才是唯一出路。正像文化保守主义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是文化上的失败，我们只有文化上“道统”的挺立，才能找到“制夷”的法宝。这就好像是流落荒岛的灾民，面对生存的困境，考虑的不是怎么生存下去的办法，而是在假设的思考中不能自拔，这无疑是“画饼充饥”。而“西化论”则认同于西方列强的侵占，认为要正视西方的强大，全盘承受西方文化，我们只能当“孙子”。有人还抛出所谓“孙子逻辑”：西方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文明；我们要是不反帝，一心一意向人家学习、求救，早就现代化了。有的人甚至把这一逻辑上升为“规律认识”，认为“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6年1月11日。】这些理论上的缺失，正在于他们脱离以民族解放争取民族主权的现实而追求现代化的成功。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但文化的现代化不可能包容、替代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化，但文化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内涵和特征。不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现代化脱离了现实社会的实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要翻开中外历史，就不难找到答案。美国、英国、日本等哪一个国家是在殖民地状态下实现现代化的？没有争取独立的斗争和解放，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而且，历史上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以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财富为代价的，“帝国主义”这种本性不可能让你实现现代化。正像龚书铎先生强调的：“历史事实表明，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没有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龚书铎：《历史不能任意涂抹》，《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4期。】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声称其为“非共产党宣言”。他认为经济成长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而美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国际样板，而且它的责任就是靠它“影响事态发展的资源和能力所及，在世界许多地区帮助维护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完整和独立自主”。【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第34页。】而据美国记者、作家威廉·布鲁姆(William H.Brumm)研究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14年，美国颠覆了50多个国家的政府，其中大多数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参见《“文化冷战”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访美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加布里埃尔·罗克希尔》，《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1期。】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独立、没有主权和尊严，这样的“现代化”能说是现代化吗？正像恩格斯在致卡·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信中指出的：“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所以，“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60—262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无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实际，就不可能正确认识这一论述的意义和作用。有些学者也认为，“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比如中国，实际上由于向社会主义转变才获得独立的。”【加尔布雷思、缅希科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从痛苦的过去到较好的未来》，第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根本社会条件，同时也是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前提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重要内容。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贯穿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复兴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历史。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108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战略，“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1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28-29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更是责任和担当。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道路，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和最终成败。这也是我们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之源和实践之本。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这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深深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也注重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生长根基、成长道路、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在世界范围内“新”的一面，必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它开辟的非西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的新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路径，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它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给世界各国克服困难与挑战、不懈推进现代化进程带来极其重要的启示。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方面的概括，具有本体论意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观价值观的基本体现。连续性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走自己的路，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中华民族是文明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民族，这种连续是历史，也是传统。承继这份遗产，我们就要敬畏历史、尊重传统，这也是中华文化道德性的体现，否则就是数典忘祖的不肖子孙。创新性是守正创新、进取无畏精神的体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脉搏。统一性是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团结统一的思想品质和价值追求的体现，也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精神动因。美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这种统一性，“中国的历史传统向来就是如此。”正因如此，“中国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学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形式。”【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第6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第5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这是我们追求统一的最好例证。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正在于只有兼收并蓄才能发展自己。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精神异曲同工，就像列宁曾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和平性是我们的精神基因，也是我们发展的价值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说过，“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59页。】与西方发现新大陆用枪炮掠夺占领完全不同，郑和下西洋是带着厚礼去、带着友谊归。“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第1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中华文明的突出“五性”是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特质的概括，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核，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和根基。也可以说，这“五性”奠定了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全面展现出相对于世界历史文明及现代文明之“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形成了多种“文明形态”。根据生产力水平及生产生活方式不同，可区分为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根据社会形态不同，可区分为原始文明、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根据历史分期，可区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根据地域不同，可区分为亚洲文明、欧洲文明、非洲文明、美洲文明等；根据国家或民族不同，可区分为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主张以文明而不是国家作为研究历史的对象，他认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演化是多元的，文明多样性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形态，并在《历史研究》中把6000多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种成熟的文明，其中包括埃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等。【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第4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中把目前世界的文明分为八大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30-33 页，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以何种角度对文明进行区分，中华文明始终是世界历史文明及现代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仍然充满生机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在于其深深扎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土壤，高举人类文明进步旗帜，秉承人类文明发展之大道。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也是其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集中概括，也是其注解；有特殊性，更具普遍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新”在反映人类进步发展的大势上，“新”在反映时代要求和发展规律上，“新”在超越西方文明的新文明的内涵上。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决定了其所开创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为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打开了新模式。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用了近300年，让10亿左右人口进入现代化，形成了现代化的一种模式，而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要求我们在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上必然要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为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根本方向。“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习近平：《论“三农”工作》，第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内涵。这要求我们必须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了发展动因。相协调就要相统一，要相互作用，不能顾此失彼。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包含物质形态，也包含精神形态，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来积淀，结合实践时代需求，创造出的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楔入了生态向度。人与自然是统一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现代化决不是建立在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的基础之上。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之路，也应是世界拥有更加美好明天的共同之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价值指引。无论是“圈地运动”“西进运动”，还是奴隶贸易等，都呈现了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实现现代化的老路，也标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罪恶”。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文明新形态，也必将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
四、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中国有关“现代化”的讨论，见诸20世纪30年代的学界讨论。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编者写道：“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申报月刊》编者：《中国现代化问题》，载《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这场讨论分为两大问题：（1）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先决条件？（2）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还是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的步骤怎样？【参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一“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从根本上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我国思想界有关东西文化、东方化与西方化思想的主题，但其中涉及的是我国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选择和方向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民族解放的任务等与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是什么关系？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更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这些问题，在当时的讨论中就已成为焦点，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可见，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密不可分的。正像邓小平同志曾讲过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明确指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5日。】这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更加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要坚定“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实质，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内在统一的。因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3-14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和发展，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对实现民族复兴“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中国人民的“现代化梦想”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目标，是近代以来的主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径途径的概括。
新时代十年我们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充分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其中，在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在经济建设方面，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在政治建设方面，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在文化建设方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在社会建设方面，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牢牢把握住了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外交工作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新时代以来从“富国”走向“强国”的实践和成就，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现代化是一个“集大成”的过程。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接续奋斗。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风险挑战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需要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五项重大原则，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来源：《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