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游资源
1. 类型丰富且地域特色鲜明
旅游百强地市涵盖自然景观、人文历史与民族文化三类核心资源，且地域集中度显著。自然景观方面，西部与西南地市优势突出，如四川甘孜、阿坝州的雪山草原，新疆阿勒泰的喀纳斯、伊犁的草原风光，安徽黄山的奇松怪石等，构成独特的自然旅游矩阵；人文历史类则以中东部地市为核心，西安的秦汉唐遗址、杭州的西湖文化、苏州的园林古迹、洛阳与开封的古都遗存等，串联起中华历史脉络；民族文化资源则集中在多民族聚居区，云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多地市的少数民族风情，贵州黔东南、湖北恩施等自治州的民俗传统，形成差异化的文化吸引点。
2. 头部资源带动效应显著
众多地市拥有世界级、国家级核心资源，形成强吸引力IP，如西安市兵马俑、成都市都江堰、乐山市乐山大佛等世界遗产，杭州市西湖、厦门市鼓浪屿等知名景区，张家界、桂林山水等标志性自然景观，这些头部资源不仅自身客流密集，还能辐射周边区域，带动全域旅游发展。像昆明就通过打造六条黄金旅游线路，串联滇池、石林等资源，形成全域旅游格局。
（二）旅游服务
1. 服务水平呈梯度差异
一线省会及东部发达地市的旅游服务趋于高端化、精细化，如广州、深圳、杭州等，拥有超万家可接待全球客人的高端酒店，以及多个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等配套，能满足游客多元化、高品质需求；南京、苏州等江苏地市的市辖区旅游服务更是领跑全国，江苏市辖区交通接驳、智慧导览、多语种服务等设施完善，旅游年收入逐年增长。而西部部分偏远地市如新疆阿勒泰、西藏拉萨等，虽基础服务逐步完善，但受地理位置限制，高端服务供给和服务人员专业度仍有提升空间。
2. 业态创新推动服务场景多元化
头部地市积极拓展服务新业态，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昆明打造空中栈道、网红市集等沉浸体验场景，成都、杭州培育夜间消费、城市漫步等服务形态；江苏扬州、浙江绍兴等则结合地域文化，推出非遗体验、古镇研学等定制化服务。同时，“旅游+”跨界融合成为趋势，如昆明通过马拉松、自行车赛推动体文旅融合，提升游客参与感。
（三）旅游经济
1. 区域经济贡献不均，东部总量与西部增速双高
东部及沿海地市旅游经济规模领跑，苏州、无锡等地市依托成熟的旅游产业链，旅游收入对GDP贡献率超8%；浙江杭州、宁波等地凭借市场化优势，旅游消费层级较高。西部地市则增长势头强劲，四川、云南等地的文旅融合项目也推动收入快速增长。而中部部分地市如江西宜春、安徽安庆等，仍以大众化近程市场为主，人均消费偏低，经济附加值有待挖掘。
2. 消费结构呈现“量增价平”特征
整体来看，多数地市旅游客流持续增长，但人均消费提升乏力。部分地市也面临客单价增长难题。不过东北地市如哈尔滨、长春等，凭借长线冰雪旅游，内蒙古、新疆等地依托特色边境与生态旅游，吸引高消费客群，人均消费显著高于部分中部地区，形成差异化经济亮点。
（四）旅游环境
1. 生态与城市环境协同发展，地域特色突出
绿色生态成为多地旅游环境核心竞争力。昆明建成6.29万亩湖滨生态带，以绿道串联湿地公园与村庄；浙江湖州、安吉等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生态环境转化为旅游优势。西部地市则依托原生态环境，如四川甘孜、云南迪庆的高原生态，新疆阿勒泰的冰雪生态，构建了与自然共生的旅游环境。
2. 城景融合趋势明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头部地市打破景区与城市的隔阂，推动全域环境优化。杭州、成都等将城市公园、街巷纳入旅游空间，南京、厦门则通过城市更新提升旅游舒适度。同时，交通基建逐步补齐短板，东部地市已形成立体交通网络，西部如拉萨、阿勒泰等也通过机场、铁路扩建，改善游客可达性，但部分偏远地区仍受交通限制，影响旅游环境体验。
（五）旅游管理
1. 治理模式差异化，头部地市偏向精细化
省会及东部发达地市依托城市综合治理能力，实现旅游管理精细化。如杭州、深圳运用智慧化手段监管旅游市场，南京、苏州通过多部门协同，统筹交通、市场监管等旅游相关环节。昆明更是通过“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的计划，联动平台精准营销，提升管理效率。
2. 多元共治与品牌化管理成主流
多地推动政府、企业、游客共塑旅游形象。云南多地市围绕民族文化打造文旅品牌，贵州黔东南、黔南等自治州通过规范民俗旅游市场，保障游客权益；安徽黄山、江西上饶等则聚焦核心景区，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此外，部分地市注重存量资产活化，如老旧街区改造为文旅街区，既提升旅游体验，也降低管理成本，推动旅游管理从单一景区管理向全域治理转变。
综上，旅游百强地市已形成“生态旅游+资源富集+综合型枢纽”的立体化发展格局，各地市基于资源禀赋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共同推动旅游业向规模效应显著、质量效益突出、生态环境友好的高质量方向演进。头部城市在市场规模与经济效益上形成双轮驱动，昆明市、武汉市、成都市三市合计年接待国内外游客量均突破3亿人次，其中昆明市更以4890亿元旅游总收入领跑全国，展现出较强市场转化能力。旅游资源开发呈现梯度化特征。杭州市、临沂市等城市通过规模化的A级景区集群构建核心吸引力。丽江市、三亚市等地则凭借高人均旅游收入探索精品化发展路径。生态优势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循环。大理白族、黔南布依族苗族等9个自治州年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接近100%，为康养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部分 全国地市发展报告
一、全国地市发展现状
报告基于全国333个地市的2024年核心指标数据，涵盖经济总量、人口规模、收入水平、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36个关键指标，通过多维度分析揭示全国地市发展格局，融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全面呈现我国地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特征，为推动地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参考。
（一）总体概况
1. 发展规模特征
2024年全国333个地市呈现“总量突破、质量提升”的发展态势。人口规模方面，全国地市常住人口总量约12.6亿人，平均每个地市接近400万人，城镇化率平均达62.3%。经济发展方面，全国地市GDP总量约120.0万亿元，平均每个地市GDP约360亿元，较上年增长约5%。平均人均GDP约8.2万元，较全国平均水平高3%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8万元，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协调性不断增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平均达156.8亿元，税收收入占比平均68.7%，财政结构持续优化。
2. 发展层级特征
按GDP规模将全国地市划分为五个发展层级，各层级城市数量与经济贡献呈现“金字塔”结构，其中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数量仅占城市总数20.4%，却贡献了62.8%的全国地市GDP，体现了我国地市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显著。相关指标数据见表1。
表1 全国地市按经济规模分布对比
（二）超大城市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时代，超大城市作为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承载着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关键功能，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城市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高度集聚的资源要素，不仅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更是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和文化交流的关键枢纽。2024年全国地市形成23个超大城市（GDP≥1万亿元），区域分布呈现“东多西少、南强北弱”的空间特征。经济规模方面，这些地市GDP均值达1.7万亿元，其中深圳以3.7万亿元位居首位，最低值为1.0万亿元；发展质量表现突出，人均GDP均值15.7万元，是全国地市平均水平的1.8倍；城镇化水平显著领先，平均城镇化率达81.9%，远高于全国66.2%的平均水平；开放程度与消费活力兼具，进出口总额均值8565.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值6351.0亿元，消费市场保持活跃。
表2 全国地市23个超大城市发展基本情况
1. 关键维度发展特征
（1）经济发展
一是财政收入头部城市结构优势显著。财政收入健康度以税收占比为核心指标，杭州（86.5%）、深圳（83.4%）、苏州（81.5%）位列前三，显著高于其他超大城市，这源于三地产业结构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税基稳定的产业为主，非税收入占比低，财政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性更强，而部分城市依赖土地出让、行政收费等非税收入，财政结构弹性较弱，长期面临增收压力。
二是消费市场头部城市拉动强。消费能级呈现“头部集聚、尾部滞后”格局，如广州、成都、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破万亿，依托人口规模（超千万）、人均可支配收入优势（均超6万元）及商业载体丰富度，成为区域消费中心，消费对GDP贡献率超50%；反观部分超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足3000亿元，核心制约因素为人口吸附力弱（常住人口不足800万）、收入水平偏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5万元），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三是外贸依存度沿海与内陆开放水平差距悬殊。深圳以4.5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居全国超大城市首位，依托港口区位（深圳港年吞吐量超2.7亿吨）、外向型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占外贸比重超60%）及自贸区政策优势，开放型经济特征突出；而内陆超大城市受地理区位限制，进出口总额普遍低于2000亿元，外贸以资源型产品出口、消费品进口为主，产业链融入全球经济的深度不足，开放型经济转型亟待突破。
（2）创新发展
一是创新主体部分城市形成高新技术企业集群。苏州、武汉、西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领跑，核心驱动力差异显著。如苏州依托长三角产业协同，聚焦高端制造领域培育企业；武汉、西安凭借高校资源，推动产学研转化孵化企业；而多数超大城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低于1万家，存在“重引进、轻培育”问题，企业创新活力不足。
二是专利产出头部城市创新质量优势突出。广州、杭州年度专利授权量居前，且发明专利占比超30%，高于全国超大城市平均水平（25%）。这一特征与两地产业导向密切相关，如广州聚焦汽车、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杭州深耕数字经济，均需核心技术突破支撑产业升级；而部分城市专利以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为主，技术含量较低，创新对产业升级的赋能作用有限。
三是研发投入整体低于国际创新型城市标准。多数超大城市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低于3%，远低于国际创新型城市水平（如东京4.3%、旧金山5.1%）。短板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研发投入意愿弱，部分传统产业占比高的城市，企业更倾向扩大产能而非技术研发；二是政府研发投入聚焦短期项目，对基础研究支持不足（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普遍低于5%），长期创新动力储备不足。
（3）民生发展
一是城乡差距部分城市收入分配结构优化领先。郑州、东莞、长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低于2.5万元，显著优于其他超大城市（平均差距3.2万元）。核心原因包括郑州、长沙依托省会资源，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教育、医疗资源下沉）；东莞以制造业为主导，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90%），城乡收入差距自然缩小；而部分城市仍存在“大城市、小郊区”格局，农村产业基础薄弱，收入差距优化空间较大。
二是生态质量沿海城市空气治理成效突出。福州、深圳、泉州年度空气优良天数位居前列，关键举措包括：产业转型，如深圳淘汰高污染企业超2万家；生态治理，如福州推进“两江四岸”生态修复、泉州加强近海污染防控等；而部分北方超大城市受产业结构（重工业占比高）、气象条件影响，空气优良天数低于300天，生态治理仍需强化。
三是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基础优于全国水平。超大城市卫生机构床位数（平均每千人口约6.2张）、卫生技术人员数（平均每千人口约8.5人），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约3.8张、5.8人）。这一优势源于超大城市财政投入力度大（卫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超8%）、优质医疗资源集聚（三甲医院数量平均15家以上），为居民健康保障提供坚实支撑，但部分城市存在“优质资源集中在核心区、郊区资源不足”的供需错配问题。
2. 城市梯队发展特征
根据城市GDP规模，23个超大城市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梯队（见表3所示）。
表3 超大规模地市按经济规模梯队分布情况
城市梯队发展整体呈现“头部集中、梯度递减、区域均衡”的分布格局，各梯队在规模体量、发展能级上差异显著，主要特征如下：
（1）第一梯队：全国经济标杆，规模引领优势突出
第一梯队仅3座城市，属于“顶尖少数派”，占据万亿地市GDP总量的核心权重，其GDP均突破2.5万亿元，平均GDP达3.15万亿元，是第四梯队均值的2.48倍，规模优势呈碾压式领先；代表城市深圳、广州、苏州均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核心城市，兼具政策红利、产业集群与区位优势，既是区域经济引擎，也是全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标杆。
（2）第二梯队：区域核心引擎，高质量发展中坚
第二梯队同样由3座城市组成，GDP区间锁定2-2.5万亿元，平均GDP约2.22万亿元，与第一梯队形成合理差距，代表城市成都、杭州、武汉分别是西南、华东、华中地区的核心枢纽城市，核心特征体现为“规模与质量并重”，既具备庞大的经济体量，又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科教资源等领域形成独特竞争力，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力量。
（3）第三梯队：经济强市集群，均衡发展特征明显
第三梯队城市数量扩容至5座，GDP区间覆盖1.5-2万亿元，平均GDP约1.70万亿元，处于万亿地市的“中间中坚层”，代表城市包括南京、青岛、宁波等，多为东部沿海省份副中心或经济强市，部分为中西部科教重镇，发展特点是“稳中有进、多点开花”，产业结构相对均衡，既依托各自省份的产业基础，又在细分领域（如海洋经济、装备制造、外贸进出口）形成优势，是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4）第四梯队：万亿门槛入围者，潜力释放空间大
第四梯队城市数量最多，达12座，占23座城市的半数以上，是万亿地市的“基础盘”，其GDP区间集中在1-1.5万亿元，平均GDP约1.27万亿元；代表城市涵盖西安、郑州等中西部区域中心，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制造业强市，以及唐山、烟台等北方工业重镇，核心特征是“总量达标、特色鲜明”，多依靠制造业集群、区位交通或资源禀赋实现万亿突破，当前正处于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未来增长潜力与发展空间显著。
（三）区域发展
1. 区域发展格局
将全国划分为华东、华北、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东北七大区域，各区域发展呈现显著差异化特征：
表4 全国地市核心指标按区域分布对比
2. 区域发展特征
（1）华东地区：全国经济核心区
华东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核心区，经济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其经济总量、人均收入与产业创新能力均处于全国首位，且集聚了苏州、杭州等13个超大城市，形成了强大的经济发展势能；在产业方面，该区域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比平均达18.3%，产业结构极具竞争力，但同时区域内部发展差异仍客观存在，皖北、赣西等地市的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
（2）华南地区：开放型经济标杆
华南地区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标杆区域，拥有显著的经济优势，人均GDP高达11.5万元，位居全国最高水平，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达38.6%，且深圳、广州、佛山三市形成了紧密联动的产业集群，产业协同效应显著；在产业布局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表现突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的27.5%，创新驱动特征明显，同时，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持续推进，区域协同效应不断增强，为该地区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3）华北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
华北地区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核心战略方向，区域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引领与承接格局，其中河北各地市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成效显著，有效推动了区域产业合理布局；产业转型步伐加快，传统重化工业占比逐步下降，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此外，该区域生态建设成果丰硕，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4年空气优良天数平均达298天，生态环境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4）华中地区：中部崛起核心
华中地区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核心区域，具有明确的发展定位，既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工业基础扎实，且郑州、武汉、长沙三市形成了“黄金三角”发展格局，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劲；在增长动力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平均约8%，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民生改善成效显著，卫生机构床位数年均增长约5%，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切实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
（5）西南地区：后发增长潜力区
西南地区属于后发增长潜力区，具备独特的发展优势，人口基数庞大，超2.5亿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且资源丰富，同时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带动效应日益明显，为区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产业发展呈现出传统与新兴并进的态势，能源、矿产、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保持稳定发展，电子信息、旅游等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不过，该区域发展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人均GDP为全国最低，仅5万元左右，交通基础设施仍需进一步完善，城镇化率较低，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释放增长潜力。
（6）西北地区：绿色转型加速
西北地区正处于绿色转型加速推进的阶段，发展特色十分鲜明，能源资源富集，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发展迅猛，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占全国的20%以上，绿色能源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生态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平均超40%，位居全国前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西北地区与中亚、西亚的开放合作不断深化，为区域经济发展拓展了广阔空间。
（7）东北地区：转型发展攻坚
东北地区当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时期，面临着较为突出的矛盾，经济增速相对缓慢，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人才流失现象突出，这些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构成了较大挑战；在产业转型方面，装备制造、能源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现代农业、冰雪旅游等特色产业不断培育壮大，产业发展逐渐焕发新活力，此外，国家东北振兴战略持续发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市场主体数量年均增长约6%，为东北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四）产业与创新发展
1. 产业发展
（1）产业结构优化
2024年全国地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为7.2:41.8:51.0，正式形成“三二一”型产业格局，服务业以过半占比确立主导地位，标志着全国地市经济发展向服务化、高端化转型迈出关键步伐。这一结构转变不仅体现了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更反映出消费升级、数字经济渗透以及城镇化推进对产业结构的深刻影响，第一产业占比稳步下降，第二产业提质增效，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
区域差异方面，产业结构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华东、华南地区凭借区位优势、消费市场活力和数字经济基础，服务业发展更为成熟，平均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协同发力，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西北、东北地区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因素影响，第二产业占比仍保持较高水平（平均约45%），工业尤其是资源型产业、装备制造业在区域经济中仍发挥支柱作用，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地区。
城市层级方面，产业结构与城市层级高度关联，超大城市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密集的人才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服务业集聚效应凸显，平均占比超60%，金融服务、科技服务、高端商贸等现代服务业成为核心产业。小城市受产业基础、人口规模等限制，仍以制造业为主要支撑，第二产业占比相对较高（接近50%），多聚焦于劳动密集型、配套型产业，服务业以基础性、生活性服务为主，产业升级压力较大。
（2）工业转型升级
在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升级的双重驱动下，全国地市工业正加速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转型升级成效逐步显现，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各地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发展的科技含量、绿色水平显著提高。
高新技术产业方面，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工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国地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平均超30%，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新动力。区域间发展差距明显，华东地区凭借完善的创新生态和产业配套，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最高（约40%），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集群优势；东北地区受体制机制、创新资源不足等因素制约，占比最低（约20%），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面临技术转化不畅、产业链不完善等挑战。
规上工业效益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营质量稳步提升，2024年全国地市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平均超8000亿元，利润率平均为5%左右，反映出工业企业在降本增效、产品升级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华南地区凭借市场化程度高、产业配套完善、外向型经济优势显著等特点，规上工业利润率最高（约7%），企业创新活力强、产品附加值高；部分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仍面临产能过剩、成本压力大等问题，利润率相对偏低，效益提升空间较大。
2. 创新发展
（1）创新资源分布
创新资源作为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其配置格局直接影响地市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2024年全国地市创新资源配置呈现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特征，资源集聚效应显著，区域间、城市间差距进一步显现。
高新技术企业方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成为衡量创新资源集聚度的重要指标，全国地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平均超1000家，较上年保持稳步增长，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资源集中化趋势明显，前30名地市凭借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政策支持和产业生态优势，聚集了全国近50%的高新技术企业，“深杭广”等头部城市更是集聚了全国众多独角兽企业，形成强大的创新引领效应；但众多地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偏少，创新主体培育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创新集群。
研发投入方面，研发投入是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全国地市全社会研发投入（R&D）占比平均约2%，较上年有所提升，反映出各地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投入水平与城市层级高度相关，超大城市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创新需求，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领先，平均达3%左右，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了坚实支撑；小城市受经济规模、创新需求等限制，研发投入占比仅1%左右，投入不足成为制约其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瓶颈。
（2）创新产出成效
创新投入的持续增加推动全国地市创新产出规模稳步扩大，专利质量不断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但受创新资源分布不均、创新生态完善程度等因素影响，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特征。
专利授权方面，2024年全国地市专利授权量平均接近2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平均超3000件，发明专利占比稳步提升，反映出地市创新产出的技术含量和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专利产出与产业发展高度契合，高新技术产业集中的城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专利布局更为密集，专利转化应用效率也相对较高；传统产业占比高的城市，专利产出多集中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核心技术专利相对匮乏。
区域对比方面，创新产出的区域集聚效应显著，华东地区凭借丰富的创新资源、完善的创新生态和密集的产业集群，专利授权量占全国比重超40%，成为全国创新产出的核心区域；东北地区受创新资源不足、技术转化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响，专利授权量仅占全国接近6%，创新产出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不相匹配。这种区域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东优于西”“南高于北”的创新格局，可能通过“马太效应”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