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生与生态发展
1. 居民生活水平
（1）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是衡量民生福祉的核心指标，2024年全国地市居民收入水平整体稳步提升，但受区域发展基础、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影响，收入差异特征显著，呈现“区域分化、城乡有别、层级关联”的格局。这种差异既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凸显了促进收入均衡增长的重要性。
区域差距方面，收入水平的区域梯度特征明显，华南地区凭借外向型经济优势、产业附加值高和就业机会丰富等特点，人均可支配收入超5万元，位居全国前列；西南地区受地理条件、产业结构偏重传统农业和初级加工等因素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万元左右，两地差距达1倍以上。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在产业竞争力、市场化程度上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收入的区域鸿沟。
城乡差距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仍是收入差距的重要诱因，全国地市城乡居民收入比平均为2.3:1。华东地区凭借城镇化率高、城乡产业融合紧密、乡村振兴推进扎实等优势，城乡收入比最低（2.1:1），城乡发展协调性更强；西北地区受农村产业基础薄弱、就业渠道狭窄、公共服务资源向城市集中等影响，城乡收入比最高（2.6:1），农村居民增收压力较大。
城市层级方面，收入水平与城市发展层级呈现强相关性，超大城市汇聚了高端产业、优质就业资源和完善的发展平台，居民收入水平显著领先，其居民收入是小城市的2倍以上。小城市受经济规模、产业能级、人才吸引力等限制，就业质量和收入增长空间有限，与超大城市、大城市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
（2）消费能力
居民消费能力与收入水平直接挂钩，同时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升态势。2024年全国地市消费市场呈现“总量增长、结构升级、层级分化”的特征，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支出方面，消费市场规模与城市能级高度匹配，全国地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约1200亿元，展现出强劲的消费潜力。超大城市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较高的收入水平和丰富的消费场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约5800亿元，是小城市的12倍多，成为全国消费市场的核心引擎；小城市受人口流出、收入水平偏低等因素影响，消费市场规模相对有限，以基础性消费为主。
消费结构方面，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服务型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全国地市平均接近50%，标志着居民消费从物质型向服务型、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超大城市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60%，教育、医疗、文旅、养老、数字服务等高品质服务消费成为主流；大多地市服务型消费占比相对较低，但随着基础设施完善和消费观念转变，服务消费需求正快速释放。
2. 公共服务保障
公共服务保障是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2024年全国地市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但受资源配置机制、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区域间、城市间公共服务均衡性仍有待加强。
（1）医疗卫生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直接关系居民健康权益，全国地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逐步健全，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但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
资源配置方面，全国地市卫生机构床位数平均达3.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平均达2.8万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覆盖率持续提高，基本实现“小病不出乡、常见病不出县”的服务目标。各地通过加强医院建设、引进医疗人才、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等举措，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显著提升。
区域均衡性方面，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华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对医疗卫生投入力度大，每千人床位数达6.8张，优质医疗资源密集，诊疗水平领先；西南地区受经济条件、地理环境、人才吸引力不足等影响，每千人床位数仅4.2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陈旧、人才短缺等问题较为突出，区域医疗服务差距明显。
（2）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资源是提升居民素质、丰富精神生活的关键，全国地市教育文化事业稳步发展，资源供给持续增加，但集中度偏高的特征显著。
教育资源方面，全国地市高等院校数量平均达8.5所，基础教育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超大城市凭借政策支持、经济实力和人才吸引力，高等院校数量平均达32.6所，集聚了全国大部分优质教育资源，成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高地；大多地市高等院校数量偏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当地居民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文化设施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地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数量平均约12个，基层文化站、农家书屋实现全覆盖，人均公共文化服务面积持续提升。各地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推进数字文化建设等举措，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显著增强。
3. 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2024年全国地市深入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但区域差异依然存在，生态建设任重道远。
（1）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改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全国地市空气质量总体呈现“稳步向好、区域分化”的特征，蓝天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
总体改善方面，2024年全国地市空气优良天数平均达320天，优良率达87.7%，较往年持续提升。各地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推进机动车污染治理、加强扬尘管控等举措，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空气质量实现历史性改善，“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成为常态。
区域差异方面，华南地区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产业结构偏轻和环保治理力度大等优势，空气优良天数最多（348天），空气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华北地区受地形条件、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等因素影响，空气优良天数最少（286天），细颗粒物（PM2.5）浓度仍相对较高，虽然通过区域联防联控实现了显著改善，但重污染天气防控压力依然较大，空气质量仍需持续提升。
（2）生态建设
各地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绿化水平稳步提升，生态保护成效显著，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福祉。
绿化水平方面，全国地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平均达42.8%，各地通过推进城市公园建设、道路绿化、河道整治等举措，城市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西北地区近年来大力推进荒漠化治理、城市绿化工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高（约44.5%），生态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华东地区受城市化率高、建设用地紧张等影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低（约40.2%），但通过立体绿化、口袋公园建设等方式，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
生态保护方面，全国地市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平均达8.3%，各地不断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西南、西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保护力度较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保护地数量众多，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国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地市发展模式分析
我国城市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模式化特征，这种分化既源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的先天差异，也得益于产业选择、战略定位的后天布局。从发展动力来看，创新驱动型城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依托高研发投入与数字经济优势构筑竞争壁垒；综合服务型城市凭借交通枢纽地位与优质公共资源，承担区域要素配置与服务辐射职能；制造业强市以实体经济为根基，通过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庞大的工业规模支撑经济增长；资源型城市依赖自然资源开发，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旅游型城市则立足独特文旅资源，以旅游业为支柱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这种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既是我国地域辽阔、禀赋多样的客观体现，也是城市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必然结果，为深入剖析各类城市的发展逻辑、挑战与路径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一）创新驱动型城市
从城市发展动力机制来看，创新驱动型城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擎，通过持续完善创新生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圳与杭州是该类型城市的典型代表。
在核心特征层面，创新驱动型城市呈现出“创新要素高度集聚、研发投入强度领先、数字经济引领发展”的显著特点。以深圳为例，截至2024年，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已达4.5万家，形成了涵盖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完整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为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杭州则依托互联网产业优势，在数字经济领域形成独特竞争力。从研发投入维度分析，两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平均达3.8%，远高于全国地市平均水平（2.6%左右），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为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也吸引了大量高端科研人才与创新团队集聚。此外，数字经济作为此类城市的核心增长极，已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与城市治理各环节，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
从发展成效分析，创新驱动型城市的创新产出与产业竞争力优势突出。在发明专利授权量方面，深圳与杭州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合计占全国地市总量的31.2%，体现出极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效率；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上，两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达24.5%，远超全国地市平均水平（10%左右），数字经济已成为支撑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且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融合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数智化”发展路径。
（二）综合服务型城市
综合服务型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枢纽，凭借其在交通、服务、公共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承担着区域要素配置、服务辐射与功能整合的重要职能，广州、成都、武汉、南京是综合服务型城市的典型代表，且均为所在区域的中心城市。
核心特征层面，综合服务型城市展现出“交通枢纽优势显著、现代服务业体系完善、优质公共资源高度集中”的特征。在交通枢纽方面，四座城市均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广州是华南地区航空、铁路、海运的交汇中心，白云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广州港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港口；成都作为西南地区交通枢纽，双流国际机场与天府国际机场构成“双机场”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进一步强化了其交通辐射能力；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通节点，铁路、水运、公路、航空联运体系完善；南京则是东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连接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高铁网络与航空运输均具备较强区域辐射力。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四座城市的金融、物流、商贸、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成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超过55%，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且服务业的专业化、高端化水平不断提升，能够为区域产业发展与居民生活提供高质量服务。在公共资源方面，医疗与教育资源的集中优势尤为突出：四座城市均拥有大量三甲医院、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如广州的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体系、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武汉的武汉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医院、南京的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等，优质医疗教育资源不仅满足本地居民需求，还对周边区域形成强大的辐射效应，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从发展成效分析，综合服务型城市的服务功能与经济活力得到充分体现。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四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超8500亿元，反映出其强大的消费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能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四座城市卫生技术人员数平均约12万人，其中执业医师、注册护士等专业医疗人员占比高，医疗服务能力与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为城市公共卫生安全与居民健康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推动了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
（三）制造业强市
制造业强市以实体经济为根基，通过构建完善的制造业体系与产业配套能力，成为全国制造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苏州、佛山、东莞、宁波四座城市凭借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成为该类型城市的典型代表，且均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
核心特征层面，制造业强市呈现出“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庞大、工业总产值规模领先、产业配套能力极强”的特征。在规上工业企业数量方面，四座城市均拥有数量众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苏州、东莞的规上工业企业数量均超过1万家，涵盖电子制造、机械装备、纺织服装、家具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门类齐全、分工细致的制造业体系；佛山作为“中国家电之都”，家电产业规上企业数量密集，且形成了从零部件生产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宁波则在汽车制造、石化、纺织服装等领域拥有大量规上工业企业，制造业产业基础扎实。在工业总产值方面，四座城市依托庞大的企业规模与产业集群效应，工业总产值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成为全国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同时，此类城市的制造业不仅规模大，还注重产业升级，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在产业配套能力方面，四座城市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极为完善，如东莞的电子信息产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从芯片、零部件到整机的采购与组装，产业配套效率高、成本低，这种强大的配套能力不仅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还培育了一批本土优质配套企业，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协同”的产业生态，进一步增强了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发展成效分析，制造业强市的工业实力与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在规上工业总产值方面，四座城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平均达3.2万亿元，其中苏州的规上工业总产值长期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展现出极强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进出口总额方面，四座城市进出口总额合计约占全国总量的28.6%，反映出其制造业的外向型特征明显，大量产品出口海外，同时也需要进口大量原材料与零部件，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体系，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且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不断提升，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四）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以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发展基础，通过资源开发与相关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鄂尔多斯、榆林、大庆、包头是该类型城市的典型代表，主要依托煤炭、石油、稀土等能源与矿产资源发展。
核心特征层面，资源型城市呈现出“能源资源富集度高、重化工业占比突出、人均GDP优势显著”的特征。在能源资源方面，四座城市均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鄂尔多斯与榆林地处我国煤炭资源富集的鄂尔多斯盆地，煤炭储量大、品质高，是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同时还拥有一定的天然气资源；大庆是我国著名的石油城市，石油资源开发历史悠久，为全国石油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包头则是我国重要的稀土产地，稀土储量占全国总量的较大比重，被誉为“稀土之都”。在产业结构方面，由于资源开发的主导性，此类城市的重化工业占比极高，如鄂尔多斯的煤炭开采、煤化工产业，榆林的煤炭、石油开采与加工产业，大庆的石油开采与石油化工产业，包头的稀土冶炼加工、钢铁产业等，重化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对资源的依赖度较高。在人均GDP方面，依托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收益，此类城市的人均GDP普遍较高，尤其是鄂尔多斯，凭借煤炭与天然气产业的快速发展，人均GDP长期位居全国城市前列，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但经济发展的“资源依赖症”较为明显。
从发展成效分析，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产业主导性与经济发展特征突出。在人均GDP方面，鄂尔多斯人均GDP达28.5万元，不仅位居全国城市首位，还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约8.5万元），体现出资源开发对城市经济的强大拉动作用；在能源产业占比方面，榆林能源产业（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开采与加工）增加值占GDP比重达68.3%，反映出能源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绝对主导地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类城市在依托资源实现经济崛起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枯竭风险、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单一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资源依赖度，成为此类城市未来发展的核心挑战。
（五）旅游型城市
旅游型城市以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核心吸引力，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城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昆明、西安、桂林、三亚是该类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分别依托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山水风光、滨海资源等发展旅游业。
核心特征层面，旅游型城市呈现出“旅游资源禀赋独特、旅游业拉动效应显著、文旅融合趋势明显”的特征。在旅游资源方面，四座城市的旅游资源各具特色且极具吸引力：昆明素有“春城”之称，气候宜人，拥有滇池、石林等著名自然景观，是全国重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兵马俑、大雁塔、城墙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桂林以“桂林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山水景观极具观赏性，是国际知名的山水旅游城市；三亚则拥有优质的滨海沙滩、温暖的气候，是全国著名的冬季避寒与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业拉动作用方面，旅游业已成为此类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不仅直接带动酒店、餐饮、交通、景区等行业发展，还间接推动了文创、会展、康养等相关产业发展，同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大量外来游客与人口流入，对城市经济增长、就业保障与城市知名度提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此类城市不断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如西安将历史文化与现代旅游结合，推出“大唐不夜城”等文旅IP，昆明将民族文化与自然旅游融合，打造民族风情旅游产品，文旅融合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还提升了旅游的文化内涵与附加值。
从发展成效分析，旅游型城市的旅游业规模与经济贡献度显著。在游客接待量方面，四座城市年接待游客平均达1.8亿人次，其中西安、昆明的年接待游客量均超过2亿人次，反映出其强大的旅游吸引力与市场规模；在旅游总收入方面，四座城市旅游总收入平均达1245亿元，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均超过15%，部分城市（如三亚）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甚至超过20%，充分体现了旅游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然而，此类城市也面临着旅游旺季供需矛盾突出、旅游产品同质化、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等问题，如何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与产品竞争力，成为此类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三、地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当前地市发展在宏观发展格局中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主要集中在三大维度：区域层面，经济发展差距显著、优质资源过度向超大城市集聚、中西部基础设施短板制约发展动能；城市层面，部分地市产业结构单一、创新支撑不足，人口密集城市“大城市病”治理亟待加强；民生层面，城乡收入差距尚未有效缩小，中西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仍需完善，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地市发展必须破解的关键课题。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当前全国地市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其在经济差距、资源配置、基础设施等方面均有显著体现，严重制约了全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
从经济差距来看，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态势。数据显示，华东地区人均GDP是西南地区的2.2倍，这一巨大的倍数差距直观地反映出区域发展的显著落差。华东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政策支持等优势，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各类产业蓬勃发展，人民收入水平较高；而西南地区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产业基础等因素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够优化，高附加值产业较少，导致人均GDP远低于华东地区。这种经济差距不仅影响了区域间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人才、资金等要素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在资源配置方面，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于超大城市的现象十分突出，大多地市发展动力明显不足。优质教育资源方面，超大城市拥有众多重点高校、重点中学以及优质的教育师资和教学设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和教育人才，而多数地市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难以与超大城市相比，导致当地学生难以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也制约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医疗资源方面，超大城市的大型三甲医院聚集了顶尖的医疗专家、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丰富的医疗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而多数地市的医疗机构在医疗技术、设备配备和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难以满足当地居民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许多患者不得不前往超大城市就医，增加了就医成本和负担。创新资源方面，超大城市拥有大量的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人才，创新氛围浓厚，能够为创新活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而多数地市的创新资源相对短缺，科研能力薄弱，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足，难以开展高水平的创新活动，导致多数地市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基础设施方面，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仍需完善，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中西部地区部分地市地处山区、偏远地区，交通建设难度大、成本高，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网络不够完善，通达深度和广度不足，货物运输和人员出行不够便捷，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居民的出行成本，也限制了当地与外界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例如，一些偏远山区的农产品难以及时运输到外界市场，导致农产品滞销，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在能源基础设施方面，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但能源开发和输送设施不够完善，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待提高，难以满足当地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部分地市和农村地区还存在能源供应不足、电价偏高的问题，制约了当地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二）城市发展质量待提升
当前，我国部分地市在城市发展质量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薄弱、城市治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凸显，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产业结构方面，部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尤为突出，转型升级面临巨大压力。这些资源型城市大多依赖当地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发展产业，产业结构以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为主，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对资源的依赖性强。随着资源储量的逐渐减少、开采成本的不断上升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一些煤炭资源型城市，由于煤炭市场价格波动、环保政策收紧等因素，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同时，由于长期依赖资源产业，这些城市的其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缺乏替代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大，一旦资源枯竭，城市经济将面临衰退的风险。
创新能力方面，多数地市研发投入不足、创新人才短缺，导致产业竞争力不强。从研发投入来看，多数地市的企业大多规模较小、资金实力有限，对研发的重视程度不够，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低，难以开展大规模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活动。同时，政府对创新研发的支持力度也相对不足，缺乏完善的研发投入激励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制约了城市的研发投入水平。在创新人才方面，多数地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生活环境、发展机会等方面与超大城市存在差距，难以吸引和留住高层次创新人才。许多高校毕业生和创新人才更倾向于前往超大城市就业和发展，导致创新人才短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难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不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城市治理方面，人口密集城市面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治理能力亟待提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密集城市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早晚高峰时段，城市主干道、高架桥等交通要道车辆拥堵严重，通行效率低下，不仅浪费了居民的时间和精力，还增加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在环境污染方面，人口密集城市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居民生活等活动产生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对城市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等造成了严重影响。部分城市出现了雾霾天气频发、水资源短缺、土壤污染等问题，威胁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城市的生态安全。此外，人口密集城市还面临着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治安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城市治理能力难以满足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