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上升力——中国欠发达县域的奋进答卷》：久治县

摘要

久治县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典型高寒纯牧业县，也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青海“东南门户”。从传统发展指标看，久治县经济总量小、工业基础弱、财政自给率低，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88868.8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2977万元，明显具有欠发达县域的典型特征。但如果把观察维度从单一增速转向结构重塑、功能补强、生态价值转化和社会韧性提升，就会发现久治县正在形成一种值得重视的“上升力”：即在高海拔、低密度、强生态约束和高财政依赖条件下，通过生态畜牧业升级、产业链延伸、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强化和开放协作增强，实现发展能力持续累积的能力。

从2023年至2024年的对比看，久治县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下降7.26%和8.28%，固定资产投资下降5.38%，工业增加值下降15.86%，说明传统增长动能仍然脆弱。但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增加值跃升至5.61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升至63.11%；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2.08%；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2%，其中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1%；城镇化率由18.56%提升至20.7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34.71%，节能环保、农林水和交通运输支出分别增长158.86%、25.67%和177.43%。这表明，久治县虽然尚未走出“弱县财政、弱工业基础、弱市场腹地”的现实约束，但已经开始从“单一资源禀赋支撑”走向“生态价值、组织能力和公共服务共同支撑”的新阶段。

对于决策层而言，久治县的意义不在于它已经完成跃升，而在于它正在回答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命题：欠发达生态功能县如何不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实现增长逻辑的重构与发展质量的跃迁。

一、久治县为何是观察中国欠发达县域上升力的重要样本

久治县的样本价值，首先来自其发展约束的典型性。作为位于青、甘、川三省交界地带的高寒牧区县，久治县承担着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草原、湿地、河源和高寒生物多样性资源富集，但也因此面临开发边界严格、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人口规模不足、市场半径有限等多重制约。这意味着，久治县并不具备沿海县域依靠产业集聚、交通枢纽或城市外溢实现快速扩张的条件，其发展更接近我国一大批西部生态县、边远牧区县和脱贫基础薄弱县的真实处境。

更重要的是，久治县并非一个“静止的欠发达县”。2024年末，全县常住人口30900人，城镇常住人口6400人，城镇化率20.71%；全县总户数10123户，藏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97.18%。与2023年相比，常住人口略有增加，城镇化率提高2.15个百分点，显示县域人口并未出现持续性塌陷，县城和重点乡镇的人口集聚能力有所增强。对很多欠发达县来说，最危险的状态不是增速低，而是人口、服务和市场同步流失；从这个意义上看，久治县仍然保有基本的人口承载和组织动员能力，这为“上升力”的形成保留了基础条件。

从战略层面看，久治县还叠加了两类特殊价值。一类是生态价值。久治位于重要生态敏感区，生态保护投入不仅服务本县，更服务上游生态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因此其财政和项目结构天然带有公共品供给属性。另一类是区位价值。久治县是青海名副其实的“东南门户”，随着青甘川三省交界活畜贸易陆港基地投入运行，其区域节点属性正从地理概念转化为产业与流通功能。这意味着，久治县未来未必会成长为大规模工业县，但有可能成长为牧业价值链节点县、生态产品转化示范县和边际枢纽型服务县。

二、从2024年报表看久治县：低增长表象下的结构重塑

如果只看当年增速，久治县2024年的表现并不“亮眼”。全年地区生产总值88868.86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411.32万元，同比增长2.0%；第二产业增加值17373.18万元，同比下降9.4%；第三产业增加值56084.36万元，同比增长1.5%。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5.8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2772.5万元，同比下降5.38%，农牧业总产值20443.2万元，同比增长仅2.03%。从这些数据出发，很容易得出“经济承压、动能走弱”的判断。

但如果把2024年放回2023年至2024年的连续区间内审视，则可以发现两个更值得关注的信号。第一，久治县产业结构出现显著变化。2023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7.94:31.85:40.21，而2024年变为17.34:19.54:63.11，第三产业占比大幅抬升，成为绝对主导部门。第二，居民收入、消费、旅游和城镇化指标总体向上。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385.22万元，同比增长2.6%；旅游总收入8966.44万元，同比增长22.08%；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419元，同比增长6.2%；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135元，同比增长8.1%。

这说明，久治县2024年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的“总量下滑”，而是传统实物型增长动能偏弱与服务型、功能型增长动能加快形成并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承压，反映的是纯牧业县在自然条件、市场波动和工业基础薄弱叠加下的现实脆弱性；第三产业崛起、旅游收入上升、消费恢复和居民收入改善，则说明以服务、流通、生态治理和公共投入为依托的新型增长逻辑正在显现。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24年久治县地区生产总值名义规模相较于2023年的59475.3万元呈现显著提升态势，但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4%。在分析经济数据时，既不能仅着眼于单一年份的总量变化，也不可将名义值的提升简单等同于实际增长，而应更多地聚焦于产业结构、收入质量、财政支出投向以及公共服务承载力等方面。对于欠发达县域而言，真正决定其未来发展跃升空间的，往往并非某一年的增速曲线，而是“是否构建了更为稳定的发展基础”。

三、久治县“上升力”的第一根支柱：生态价值开始被转化为市场价值

久治县最重要的资源不是工业园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矿产开发空间，而是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牦牛种质资源和独特的高原文化景观。这决定了久治的发展方式不可能复制东中部县域“先工业化、后服务化”的一般路径，而必须走“生态价值转化—特色产业提质—服务链条延伸”的道路。

从统计公报看，2024年久治县牲畜存栏28万头只匹，出栏8.9万头只匹，牛肉产量8731.9吨，牦牛奶产量5977吨，22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实现收益363万元。与2023年相比，牲畜存栏、牛肉产量、牦牛奶产量和合作社收益均有所回落。表面看，这似乎意味着牦牛产业并未走强；但如果结合2025年的权威报道，则可以发现久治县已经把发展的着力点，从单纯追求产量规模转向追求生态友好型提质增效。

青海日报关于久治县的深度调研指出，“久治牦牛”已取得国家地理标志、国家绿色有机认证和全省首个“特优”气候品质认证；当地通过“圈窝子”种草、规模化饲草种植基地建设以及万头牦牛、万只藏羊养殖基地等输出地示范县项目，探索出人草畜协调平衡、生态生产生活共赢的绿色发展路径。其关键逻辑在于，不再把“多养牲畜”视为唯一发展方向，而是通过饲草保障、良种养殖、标准化出栏和品牌认证，提高单头产值和整体溢价，减轻草场压力，同时增强市场竞争力。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增长范式变化。对于纯牧业县域而言，最大的长期约束不是有没有牛羊，而是草场承载力能否支撑产业持续发展。如果继续依赖粗放扩张，最终将陷入“生态恶化—牲畜质量下降—收入下降—再次加压放牧”的恶性循环。久治县当前探索的路径，则是通过种草补饲、生态畜牧、绿色认证和合作组织，把生态保护变成产品品质、品牌信誉和价格溢价的基础条件。换句话说，生态在久治不再只是需要保护的成本项，而正在成为可以转化为收入和产业竞争力的资产项。

四、第二根支柱：从“卖活牛”到“做平台”，产业组织能力正在提升

欠发达县域的普遍问题，不是完全没有资源，而是资源难以形成组织化收益。久治县过去也长期面临“生产分散、交易零散、价格被动、加工不足”的典型短板。这意味着，即便牧民养出了品质较高的牦牛，也未必能够获得与品质相匹配的价格，县域更难形成稳定的税源、就业和产业链外溢效应。

2025年的新变化，在于久治县开始把“区位”转化为“平台”。青甘川三省交界活畜贸易陆港基地建设项目于2025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总投资8800万元，总占地面积约42824平方米，涵盖收购、屠宰、加工、冷链、物流和销售等全链条环节；项目运行一个多月，交易量即达到5.4万余头，交易额接近3亿元。这对于一个人口仅3万左右、GDP不足9亿元的纯牧县而言，是极其关键的结构性突破。

这类突破之所以值得决策层重视，不是因为一个项目本身有多大，而是因为它改变了县域经济的组织逻辑。过去，久治县更多是资源生产端；现在，它开始尝试成为区域交易端、价格形成端和品牌输出端。前者只能分享初级生产收益，后者则有机会分享流通、加工、冷链、渠道和品牌溢价。久治县的上升力，不再只是“养了多少牛”，而是“能否把牦牛产业从草场组织到市场末端”。

从决策角度看，这种平台化组织能力至少带来三方面积极效应。其一，它能够提升牧民议价能力，压缩中间环节的不透明空间，增强牧户收益稳定性。其二，它能够吸引跨区域订单、冷链物流和屠宰加工等配套要素集聚，形成就业与服务外溢。其三，它能够把久治县从地理意义上的“三省交界”转化为经济意义上的“区域节点”，从而缓解县域市场腹地狭小的天然约束。

可以说，久治县当前最可贵的变化，不是资源突然变多了，而是把原本零散的牧业资源，逐步组织成了可交易、可加工、可溢价、可循环的价值体系。这正是欠发达县域走向内生积累的必要一步。

五、第三根支柱：财政虽弱，但公共投入正在转化为长期发展能力

久治县仍然是典型的财政弱县。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2977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却高达198117万元，按此测算财政自给率仅约1.5%。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75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7066万元，财政自给率约1.87%。两年比较可见，虽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25%，但支出增速更快，县域财政对上级资金和项目资金的依赖并未根本改变。

然而，对欠发达生态县而言，关键问题从来不只是“依赖不依赖转移支付”，而是“转移支付和项目资金有没有变成长期能力”。从2024年财政支出结构看，节能环保支出38932万元，同比增长158.86%；农林水支出44908万元，同比增长25.67%；交通运输支出14318万元，同比增长177.43%；住房保障支出5158万元，同比增长39.48%；卫生健康支出11782万元，同比增长25.54%。这意味着久治县并没有把财政扩张主要用于短期景观化项目，而是集中投向生态修复、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和县域功能补短板。

如果把这些支出与结果性指标结合起来，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公共投入的效应。2024年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858.739公里，较2023年的2687.16公里增长13.84%；其中国省道534公里保持稳定，乡道和村道继续拓展，县域通达性增强。在边远牧区县，公路里程的意义绝不只是交通数据本身，它直接关联活畜交易半径、饲草运输成本、医疗急救可及性、旅游可进入性和公共服务均衡化水平。

再看金融和消费侧。2024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62227万元，较上年增长5.65%，虽存款余额较上年下降，但贷存比更趋活跃，说明县域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带动效应有所增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385.22万元，同比增长2.6%，在经济承压背景下仍保持正增长，也反映出财政扩张和居民收入增长对本地需求形成了支撑。

因此，对久治县的财政问题应当辩证看待。它确实尚未形成足够强的本地税源，但其财政资金正在越来越多地转化为道路、医疗、生态修复、住房保障和产业基础设施等长期公共品。对于生态功能县而言，这种“先补底板、后强产业”的节奏，可能比一味追求短期财税增长更符合实际。

六、第四根支柱：民生改善与社会韧性增强，正在重塑县域承载力

判断一个欠发达县域有没有真正的“上升力”，不能只看项目和产业，还要看社会韧性。久治县在这方面呈现出若干积极变化。

首先是收入结构改善。2024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419元，同比增长6.2%；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575元，同比增长3.0%；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35元，同比增长8.1%。与2023年相比，城乡收入比由3.86缩小至3.67，说明城乡差距有所收敛。在纯牧区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往往意味着草补林补、合作经济、畜牧收益和各类转移性收入的综合作用正在显现，这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人口与城镇化的稳定性。2024年常住人口30900人，较2023年的30728人小幅增长；城镇常住人口由5627人上升至6400人，城镇化率提高2.15个百分点。对许多边远县来说，人口略增本身已是积极信号，因为它意味着县城和重点乡镇在住房、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上仍具有一定吸附能力。久治县城镇化率仍然不高，但正处于一个缓慢上行的过程，这对未来培育服务业、商贸业和公共管理效率都具有基础性意义。

再次是公共服务承载力提升。2024年全县共有各类学校16所，在校学生7271人，专任教师464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7.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5.2%。卫生方面，2024年全县卫生机构11个，医务人员225人，病床175张，诊疗85557人次，住院2927人次；按常住人口测算，每千人拥有病床约5.66张、医务人员约7.28人，较2023年均有改善。对高寒牧区而言，教育和医疗不仅关系民生质量，更关系人口能否留得住、干部和专业人才能否稳得住。公共服务能力一旦持续提升，县域就不再只是“项目落地的地方”，而更可能成为“人口愿意停留、产业愿意布局”的空间单元。

最后是社会保障网络总体稳固。2024年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752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17656人，参加城乡基本医疗保险27735人，总参保率99%。城镇登记失业率0.74%，低于上年的1.21%。尽管这些数据并不意味着久治已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但至少说明其基本民生兜底体系仍然稳健，县域没有因经济波动而出现明显的社会失稳迹象。

七、需要高度重视的深层制约：久治县仍处于“通道已开、平台未稳”的阶段

在肯定久治县上升势头的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其深层掣肘。

第一，经济规模仍然过小，决定了久治县对外部冲击极为敏感。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不足9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虽按测算约为2.88万元，但这主要反映核算口径下的县域总量，并不意味着县域已经具备强消费能力和强财政能力。第二，工业基础依然薄弱。2024年工业增加值下降15.86%，第二产业投资仅1499万元，占总投资比重很低，说明本地加工制造、工业税源和非牧产业支撑仍未形成稳定底盘。

第三，传统牧业自身也存在承压迹象。2024年农牧业总产值、牛肉产量、牦牛奶产量和合作社收益均低于上年。这说明即便有品牌和项目加持，牦牛产业仍然深受自然条件、市场波动、加工能力不足和组织效率约束，尚未真正转化为稳定强劲的内生增长引擎。第四，财政自给率过低，意味着县域在教育、医疗、生态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持续投入，依然依赖上级财政和政策性项目支撑。一旦项目接续不畅，县域功能提升就可能面临波动。

第五，文旅产业仍处于“资源强、产业弱”的阶段。2024年旅游人数仅7.23万人次，虽然旅游收入增长较快，但绝对规模不大；按测算，人均旅游消费约1240元，说明游客消费质量有所提升，但过夜产品、复合业态和全年运营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对久治这类拥有独特生态和文化资源的县域而言，如果文旅长期停留在“看风景”层面，而不能与牦牛产品、文化消费、户外体验和县城服务能力结合，那么资源优势就难以持续转化为税源和就业。

概括而言，久治县当前已经打开上升通道，但尚未形成足够宽、足够稳的增长平台。它最需要防范的，不是短期增速波动本身，而是“项目热、产业弱”“品牌响、税源弱”“资源强、承载弱”这三类结构性矛盾长期并存。

八、面向“十五五”，久治县应着力把“上升力”固化为“发展力”

对于久治县这样一个典型欠发达生态县，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不是盲目追求总量扩张，而是把已经显现的上升动能固化、放大并制度化。结合现有数据与实践，至少应从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要把“久治牦牛”从产品品牌进一步提升为产业平台。当前久治牦牛已经具备地理标志、绿色有机和气候品质认证基础，下一步应着重推进标准化出栏、冷链分割、订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线上线下联动销售，使交易市场不仅成为活畜集散中心，更成为价格形成中心、质量认证中心和品牌输出中心。只有当牦牛产业真正从“卖活畜”升级为“卖产品、卖标准、卖渠道”，久治县的特色资源才可能转化为持续财源。

第二，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制度化路径。久治县承担重要生态功能，节能环保和农林水支出占比较高，说明生态保护本身就是县域治理的重要内容。下一步应把草原修复、生态畜牧、草畜平衡、绿色认证、生态补偿和可能的碳汇机制统筹考虑，使生态保护不仅依靠年度财政项目支撑，也逐步形成可计量、可交易、可持续的收益模式。久治县的真正竞争力，恰恰不在于突破生态约束，而在于把生态约束转化为制度红利和品牌溢价。

第三，要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区域节点功能。久治县位于三省交界，交通里程持续增加，活畜贸易平台已经起步。建议进一步谋划与四川阿坝、甘肃甘南及青海省内周边县域的商贸协同、冷链联运和文旅联动，推动久治由“边缘县”变成“节点县”。对于欠发达县域来说，节点功能一旦形成，其带来的不是简单的过路经济，而是市场信息、物流服务、交易规则和资源配置能力的提升。

第四，要把文旅发展从单一景点逻辑转向复合消费逻辑。久治县拥有年保玉则等高品质生态文化资源，但当前旅游人数和总收入体量仍偏小。下一步应把自然景观、格萨尔文化、牧旅体验、牦牛产品、藏香文创和县城夜间消费场景结合起来，推动“看景”向“消费”转化、“过境”向“停留”转化、“旅游流量”向“综合收入”转化。只有把文旅嵌入整个县域服务经济体系，文旅才不会成为季节性补充产业，而会成为带动就业和消费的重要引擎。

第五，要继续把公共服务和县城功能建设放在优先位置。久治县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县城和中心镇的教育、医疗、住房、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边远牧区县，公共服务并非纯粹福利支出，而是重要发展投资之一。能留住青年、教师、医生、基层干部和市场主体者，更有可能将项目和产业沉淀为长期能力。治而言，县城功能强一点，整个县域的资源组织能力、商贸承载能力和社会稳定性就会强一分。

结语

久治县的发展动力并非遵循传统“大干快上”的增长路径，而是呈现出一条更契合西部生态县特质的跃升轨迹。其发展以生态优先为根本原则，以牦牛产业链与平台建设为关键举措，以财政投入和功能短板补齐为支撑保障，最终体现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韧性的增强。尽管在2024年，久治县仍面临工业基础薄弱、财政实力不足、市场活跃度低以及经济规模较小等现实困境，但不可忽视的是，其已初步构建起“生态得以保护、资源实现转化、产业得以延链、民生得到改善、人口保持稳定”的发展逻辑。

对于全国众多欠发达县域而言，久治县的发展实践提供了清晰的启示：县域发展动力并非必然依赖于工业化的简单复制，也可源于生态价值的转化、特色产业的链条延伸、公共服务的强化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当前中国区域发展更注重质量、韧性与可持续性的阶段，此类县域的发展成果尤为值得深入研究与借鉴。

久治县2023年和2024年关键指标对比